知青插队的故事

之三

作者/何晓东

三、《乡村琐忆》

1.德抗骑马

年某月，公社接收了一批从内蒙古建设兵团淘汰的军马，各大队基本上都能分到一匹。农村一些青年也想尝尝当“白马王子”的感觉，争先恐后地试骑。那军马虽说已雄风不再，甚至可称为削瘦，但当年曾经的骄傲，依然挥之不去。现如今被充军发配不说，还要受这批菜鸟级骑手的胯下之辱，情何以堪？于是来一个掀一个，摔他没商量。看得妇女和孩子捧腹大笑。

几天后，这马才被饲养员驯服，德抗便跃跃欲试了，饲养员教了一通骑马的诀窍，诸如马前驴后、如何夹腿、如何勒放缰绳等等，德抗就迫不急待地上了马。那马没有鞍和镫，德抗是被人架上去的，走了几步以后，德抗自信地夹了一下腿，围观的人也在起哄，驾！驾！那马颠颠地跑了起来，而且是跑出了村。这下人们都紧张起来，一怕马儿跑丢，二怕德抗受伤，一些人就跟着追下去。一袋烟的工夫，那马竟载着德抗跑回来了，人们赶紧围上去，把德抗扶下马来，谁知他喘得比马儿都欢，且一脸痛苦，老乡们问他是否受伤了，他连说没事没事。

人们散了以后，知青们问他怎么了？他才吐露实情：“啊哟歪，像劈柴爿！”大家一愣，接着一阵爆笑。此后数天，德抗走路就像个罗圈腿，原来是大腿内侧的皮肤都被磨破了。从此，老马依然昂着那高傲的头颅，再也没人敢骑它了。

2.看露天电影

当时的中国，好像还没有电视，农村的文化生活更加贫乏，每个县城仅拥有一家简陋的电影院。于是，看露天电影成了农村最隆重的节日。从放映员进村的一刻起，就开始享受最高级别的待遇。村干部前呼后拥，老乡们笑脸相迎，奔走相告，孩子们兴奋异常，不知疲倦地跟进跟出，东摸西蹭。放映员一般被安排在家境稍好的农户用餐，吃香的、喝辣的。由于长年周游列村，见多识广，身边总会围着一群崇拜者听他海阔天空，神吹胡侃。干的活儿技术含量又那么高，“当个放映员”想必是当地不少孩子最大的梦想。

傍晚时分，打麦场的中央就会竖起两根长竹竿，放映员带来的那幅大大的白布银幕挂在中间，就像召集各村影迷聚会的旗帜。其实来来去去，放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等几部片子。但只要听说“放电影”，连外村的农民也会跋涉赶来观看。银幕一旦拉起，小板凳们就纷纷登场，因为长相各异，不必担心会认错或被移位。晚饭后，一拨一拨的人群便纷至沓来。如果是夏天，一般要到7点后天才黑，乡亲们并不着急，张家长李家短，呼朋唤友，人声鼎沸。这边则要选出几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两人一组各蹬一台“固定式自行车”，为发电机发电，老乡称为“踩机器”。一切就绪，放映员上岗，将拷贝装上放映机。一旦开映，现场立即安静下来，人们总是像看一部新电影一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如果天好，幕布纹丝不动，演员们就“演”得态度认真，动作到位；如果风大，幕布舞动，正剧就变成了滑稽戏，该瞪眼的眯了眼，该挺胸的哈了腰，埋伏像是冲锋，打架变成拥抱……。遇到经典台词，年轻人会抢先半拍，拿腔捏调地背上一段，引来轻声喝斥或会心笑声。换拷贝时，必须耐心等待，因为只有一架放映机，观众们十分配合，绝对没人提抗议。最扫兴的是，看得正在兴头上，那声音突然含糊不清，跟不上节奏，原来是“踩机器”的漏了气。偶有放映员换错了拷贝，乡亲们就会一致高喊，放错了！放错了！如果观众太多，你又不在乎让演员做一回左撇子，那就跑到“银幕”的反面去看，也挺清晰的，我就这么看过。

大大的“完”字出现了，观众们意犹未尽，恋恋不舍，继而涟漪般缓缓向四周散去。电影里漂亮的女演员，精彩的情节会成为数天内茶余饭后、田间地头的热门话题。

（女知青在田头留影，右二是何晓东。）

3.大地震余波

四川大地震勾起了我的那段回忆。

年夏，唐山发生大地震，据说我们那儿也有震感，我倒是没感觉。县里布置下来，各大队负责，保证每一个人，必须住进防震棚。其实那时根本没有防震经验，淮北和唐山，相距“十万八千里”呢，搭住防震棚，太夸张了。老乡们听说唐山地震死了不少人，紧张起来，淮北的房子都是用泥和麦秸做成土坯垒起来的，毫无抗震能力，虽说土坯压不死人，但大梁还是有杀伤力的。

一夜之间，每家每户的门前都搭起了简易窝棚，小命要紧啊。知青好像没有自己的防震棚，我都不记得他们都住哪儿去了？好在是夏天，即使躺在大路上也没问题。每天有人跑去看井水，是否冒泡是否泛混？或时不时地仰头看天，自作聪明地找什么地震云。看到老鼠出洞，鸡飞狗跳也会小题大做，总之是紧张空气密布，小道消息满天飞。农活倒不耽误——在大田干活还避震呢，只是人们蔫头耷脑地没了干劲。我每天都必须在各村巡视，到屋里搜人。印象最深的是走过一户以节俭出名的老乡家，女主人叫我吃正烙着的麦面油饼。我说，不年不节的，有啥喜事呢？女主人很豪迈地说，反正震死也是死，撑死也是死，俺做个饱死鬼！真是处处弥漫着世界末日的气息。要知道那时每人一年才30斤左右的小麦原粮（轧成面粉要打85折），老乡们非到大日子是绝不舍得吃麦面的！我当然也没去揩这个油。

其实我内心十分不以为然，凭直觉根本不相信会发生那么多大地震，照样回集体户的砖瓦房过夜，真可谓世人皆外我独内，还颇有几分享受小小特权的得意——特权真是个没大没小的好东西。

人们就这样在外晾了几个月，直到入冬才解除“地震警报”，拆棚回屋。

（年12月，赴大寨部分知青来到郭凤莲家，同郭父合影留念。前排右一蒋林正，中排右三何晓东，后排右二陈卫平。）

4.与蛇谋皮

刚到丁庙不久，清明前后某个中午的收工路上，我忽见一条约半米长的蛇横在泥路边，通身鲜红，十分触目。淮北平原一马平川，无山无林的，很少看到蛇，更别说这种红蛇，至今不知它属于什么品种，我就叫它赤练蛇。老乡们见状也很兴奋，一阵手忙脚乱终于逮住了它，于是拎到了集体户，决定开个洋荤。

一位当地青年先把蛇开膛破肚，挖出它的内脏顺手甩在了门框边的土墙上，叫我们看，蛇的心脏还在跳动。他说，至少还能跳20分钟，真有知青去拿来了小闹钟（那时我们还没有手表）。小伙子又说，我去烧火，你们来剥蛇皮。

别人都吓跑了，于是我和小郭来与蛇谋皮，一个拽蛇皮，一个拉蛇尾，与圆滑的它抗争了半天，就是撕不下来，直到生生把蛇身拉断。我们还纳闷着呢，我俩的劲儿都不小呀，这蛇皮咋这么难扯？仔细一看，原来我们是从下往上、从小往大了扯，就像从头上脱裤子，能脱下来吗？那个看钟的同学笑弯了腰，还不忘宣布，20分钟到。再看墙上那蛇心，真的慢慢地停止了跳动。灶台那边爆炒烹调，一碗蛇肉终于端上了桌，不记得其味如何，只记得那蛇肉老得咬不动。

5.养猪苦与乐

年秋，全公社知青的聚会内容是回仲兴，我正忙于上海国际艺术节，没能和兄弟姐妹们同行，深感遗憾。据说在公社的欢迎宣传栏上，有我的大幅养猪照片。

这又勾起了一段回忆，下面就说说我的养猪经。

我已不记得总共喂过几头猪，并不是多到数不清，而是一直没有固定的地方养猪，也没有养得特别成功的猪，猪们来去频繁，都来不及混个脸熟。印象最深的是一窝7口，一只病母猪带着6只小猪，买来时比较便宜，小胡还得意了一阵，他把希望寄托在小猪们身上。如果它们能不负众望，茁壮成长，肯定是赚进的。因没有猪圈，就让它们住在我们曾经住过的老牛棚的破锅屋里，烧猪食也在里面。老母猪整天病病歪歪，可6只小猪则活泼得不像家猪，天天野在四面八方。按当地老乡“噜噜噜噜”的唤猪声，根本叫不回来，我便训练他们听从“来来来来”的召唤，只要大嗓门一亮，远在胜利沟的小猪都会一溜烟跑回来。也有老乡学着我的叫法，却叫不回一头小猪——猪也认人，精得很。看它们奔跑的样子，实在好笑，两只大耳朵像蝴蝶的翅膀一样扑扇着，鼻子里还发出迫不及待的哼哼声，速度更是不亚于小狗。让它们如此兴奋的，也就是一盆白芋加糠的猪食。小猪们吃东西，又是一场闹剧，六只猪头都拼命往盆里钻，力气大的频频把小个子顶出盆外，有的把前蹄也伸进了盆内，拼杀搏斗之激烈，往往以盆翻食飞而告终。

我有时为弱势小猪另备一盆猪食，霸道者们还是会不顾我的打骂，再来争抢。这样玩命的飞奔和抢食，正应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令人感慨。吃饱喝足后，小猪们最大的享受是挠痒痒，只要你在它任何部位挠两下，它就会像中了弹似的，一头栽倒，把胀得圆鼓鼓的肚子向你展开，鼓励你继续挠。猪们就是实在，有欲望就求助，从不扭捏作态，舒服了就哼哼叽叽，开心了就欢蹦乱跳。没心事，没烦恼，它不长膘谁长膘？小猪们的食量很大，而且越来越大，每天的放养并不能给它们补充多少食物，再加上几次千米冲刺，反而食量大增。虽说小猪们绝对是瘦肉型，肉香味美，可成本太高。小胡权衡良久，还是把它们分别卖给了老乡。

再说老母猪，不知道是不是得了“产后忧郁症”，整天病怏怏的，猪食要送到它嘴边，才勉强吃几口；身上又脏又臭，长满了虱子和跳蚤；那6个不孝之子没一个来关心探视的，老母猪是怨愤交加，眼见得日渐奄奄一息，病入膏肓了。不知是谁，说用粉可以灭虫，反正母猪也不能动，不会吃到药，便把粉洒在老母猪身上和周围的地上。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跳蚤们群情激愤，个个暴跳如雷，雨点般在粉上乱蹦，看得人毛发倒竖。我因为要在屋里烧猪食，无处躲藏，自然深受其害，最显眼的是两只袜口上挤满了跳蚤，像镶了一圈紫红的小珠饰，身上也是“血债累累”。老母猪不久便含恨而死，忘了是埋了还是吃了，估计在那没油水的日子里，是不会浪费那一百来斤的肉食的，也不会忌讳它有什么“猪流感”之类的重病，无知者无畏么！

养猪过程中，出猪粪大多有男劳力帮忙。比较麻烦的是弄猪食，白芋煮熟后，要趁热用手把它捏烂，冷了就捏不动了，加进白芋叶糠，再搅拌得有点粘稠度，不冷不烫，就是猪们的美味，每次都能一抢而光。大冬天时，双手这么几烫几冻，整天肿得胡萝卜似的。有一次在固镇汽车站遇到一个上海男知青，他伸出一双细白的双手，笑话我说：“你这哪像个上海女孩的手啊！”我反唇相讥：“你这哪像个男人的手啊。”——哈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6.第一次推白干子

第一次学推白干子是在丁庙，工具大家都很熟悉，一块平滑的长木板，一头横钉一把锋利的镰刀头，刀锋和木板间有一条不到一公分的缝隙，另一头坐在推手的屁股底下。老乡教我用手心使劲按着白芋，往刀片上推，推了几片以后，白芋变薄了，我怕割伤手心，不敢再按着它，改用拇指和食指在后面推，紧张出一身汗，却推不动，猛一用力，白芋飞走，我的食指充当了白芋，被削去一片肉。

当时由于所谓的水土不服（其实都是跳蚤惹的祸）已损害了我的免疫能力，这段时间我身上凡破皮必发炎，所以食指上的这块伤也出了脓。每天下工回到集体户已经累得半死，还要洗疮换药，加上身上被跳蚤叮咬后抓破发炎的脓疱疮，有二三十处，经常是边换药边打瞌睡，这些伤口折腾了好几个月才痊愈，没得破伤风也算运气。最终我成了推白干子的快枪手，还是左右开弓的“双枪老太婆”呢！经常回想起这第一次，告诉自己，许多事情越怕越错、越躲越糟，勇敢地按住它，反而便于掌控和解决。

7.吃花生的事

记得在封寺时，当鲜花生从各个生产队分到集体户时，我们至少会吃一顿煮花生，过程和做法与现在的水煮花生并无两样，有趣的是吃相。十几个人围坐于案板前，巨大的容器中装着煮好的花生，十几双手在飞快地伸进捞出，每个人的腮帮子都在拼命工作，十根手指配合默契，翻剥花生的速度一定胜过猴子。盐水顺着手指往下直滴，没人去擦，平时吃饭时的说笑声也荡然无存，即使有人说话也是呜哩呜噜，说不明白，也听不清楚。天色渐黑，也没人去点个灯，就这样黑灯瞎火地吃吃吃，随着花生的减少，夜色的深浓，如果你听到“哎——做啥！”之类的断喝，一定是被谁抓住手当花生剥了。如果听见谁在那拼命狂吐，那他一定是吃到最恶心的“土蚕花生”了，那个臭味啊！其他人心照不宣地暗自窃笑。直到最后一颗花生入肚，每个人才会酣畅地长吐一口气，甚至哈哈大笑起来。幸亏那时年轻力壮，不记得是否有人吃坏过肚子？

（知青在田头，前排左一是何晓东。）

8.洗澡的事

封寺虽然没有胜利沟，却有一个大水塘，面积不亚于上海大新成游泳池。我们也曾在里面游过泳，水面倒很清澈，但水里面有点恐怖，一是浅水处有小鱼会啄你的皮肤，特别是虫咬后抓破的皮肤，有点痛，不知道这种鱼是不是现在热捧的鱼疗品种？二是深水处有水草，听说缠死过人，老乡称之为“鬼缠腿”。三是由于水深，水温冷热不均，游起来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有一点心慌慌。所以这个“游泳池”的利用率不高。数年后，故地重游，那里竟成了一个深坑。

还有一种我自创的冬天洗澡法，用豆秸围在澡盆四周，点燃豆秸的一头，同时加快速度洗澡，争取在豆秸燃尽前完成任务，虽然不可能像在澡堂里洗得那么舒畅，而且由于豆秸宝贵，我们舍不得多用，就简便多了，总比不洗好吧。我至今不知固镇的澡堂门往哪儿开的。

9.第一次被狗咬

这事发生在丁庙，生产队每户老乡家都有狗，看着主人对我们的态度，它们很快就认可了我们的身份，我们进出老乡家也从不顾忌它们。那天我去小叶家借东西，一路叫着小叶一路直奔堂屋，在小叶帮我拿东西时，我看见了堂屋的角落里躺着那条狗，也知道它看着我，因为彼此熟识，并未对它特别留意。等我完成任务走到院子里的时候，主人忽然叫了起来：“小何，快跑！”我还没弄清状况，那条母狗已经冲了出来，在我的脚踝处咬了一口，接着开始咆哮。

整个过程才几秒钟，正应了“咬人的狗不叫”这句话。主人边追着狗打边告诉我，这只狗刚生完小狗，不允许外人入屋，还连连道歉。其实应该道歉的是我，如果我在门外招呼，想必没事。这也是一次礼貌教育，去别人家，可不能直接登堂入室，也许主人并不在乎或不好意思说，但狗却在乎也敢于“说”，被咬活该。那时没有狂犬病的概念，对伤口也不懂处理，后来又化脓溃烂，我的命大，又逃过一劫。或许现在还处在狂犬病的潜伏期吧。

10.取名风俗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那旮旯的风俗也有可谈之处。比如给孩子取名字，女孩都是花花草草的按下不表，男孩名字分两大类，一类是怎么恶心怎么起，什么狗屎呀、粪堆呀、茅厕呀，据说贱名好养活，就像路边的草，千人踢、万人踩，照样长得兴旺。第二类是紧跟时事，什么时期什么运动，都能在孩子的名字上体现出来，有叫公社的有叫集体的，有叫分田的，也有大众化的抗美呀、跃进呀。最有趣的是我碰到一个叫胡风的，老乡说他是“反胡风”运动时出生的，他父母倒不怕他被“反”掉。

还有就是直白地表达对传宗接代的希望，一家三兄弟分别叫留住、拴住、拽住。当然，孩子们还有大名，那要到上学时才用，是根据辈份起的。所以村里人一般只叫小名，小名可以跟随一个人直到老死。在我们嘲笑他们的名字时，他们反过来说上海人取的名字难听，有个同学叫朱康，老乡说大名怎么能叫“猪糠”？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笑。

团组织生活。左起：王志良、陈军、武海云、王丽英、陈建平、何晓东

（《知青插队的故事》之三未完待续）

图片提供/方庆建责任编辑/张书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