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蛀牙”来认识古代先民

Teeth

牙齿作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十分重要的，科技发展，如今的我们可以通过先进的医疗手段矫正、治愈我们牙齿的缺陷，但古代的先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现在，我们就通过一颗“蛀牙”来认识遥远的高山人群先民，其生活、生产场景又是如何通过“牙齿”在考古人的手中展开呢？

曹豆豆

通过一颗"蛀牙"来认识古代先民

关于“高山遗址”

高山古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高山古城平面图

高山遗址K1

通过病理现象

来探索祖先的故事

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长了蛀牙或者智齿疼痛难耐，去医院找医生进行治疗；或者对于自己的牙齿排列不是很满意，想要去做一下矫正。

其实，今天的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有着先进的治疗手段，也有牙科医生帮助我们治疗这些疾患。但是对于古代的人来说，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古代的人一旦得了牙病，病患可以一直恶化发展，直到牙齿脱落。甚至在某些极端不幸的情况下，他们还会因为继发性感染而死亡。

我们在考古遗址中见到史前患有龋齿的个体，以及因为继发性感染造成的下颌骨骨质破坏。不过在考古学研究中，我们想要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牙齿和他们的口腔疾病。更多的想通过牙齿和这些病理现象，来了解我们祖先的故事。今天，我就是想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通过牙齿，来探索成都平原早期先民的故事。

年，成都市考古文物工作队在大邑县发现了一座名为“高山古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遗址。遗址中不但出土了相当丰富的文化遗物，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水稻遗存以及粟黍，也就是我们说的小米，还有一些家猪加狗动物骨骼。由此我们知道，古代的高山人是以食用大米为主，辅以小米，同时通过饲养家猪来获取肉食资源。

而在随后的发掘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批在成都平原堪称大规模的墓葬遗存，出土了保存相当好的人骨，当这些人骨遗存被送到四川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的时候，还被厚厚的淤泥所包裹，需要我们经过后续的清洗、上号以及分类，才能进入到研究阶段。

正是通过对这些人骨遗存进行了碳十四测年分析，我们才知道古代的高山人生活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成都平原。可以说他们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居民，他们的骨骼遗存，也为我们认识成都平原早期的社会文明、人类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

我也非常有幸地参与到了对这批人骨遗存的整理工作中，并对他们的口腔健康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查，也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个叫做融合牙，又叫双生牙，它是指正常情况下应该分开的牙齿，因为遗传或是压力刺激长到了一起去，就像连体婴儿一样。这是一种即使在今天人群中也非常少见的变异。

还有拔牙的文化现象，当然这里说的拔牙，不是像我们因为口腔疾病，或者是因为想做牙齿矫正去进行的一个治疗手段。它指我们人类出于某种历史形成的信念或者动机，将本来健康生长的牙齿人为拔除的文化行为。

文献中对于这种拔牙风俗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不过更加可信的还是我们在西晋《博物志》中见到的，对于西南地区獠民的拔牙风俗。

其实在考古学研究中，拔牙这种风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我国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甚至岭南和台湾地区，考古学家们都发现了这种文化习俗。高山人群是我们发现的在西南地区最早的有拔牙行为的古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不同地区人群的迁徙和文化交流。

大家可以在最右边这张图上看到：这两个个体他们上颌两侧的侧门齿的齿槽，也就是我们大门牙两边的这两颗侧门牙，比大门牙要小一点，齿槽已经闭合了，无法再容纳更多的牙齿。这种齿槽的闭合也表现出了高度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就是我们判断古人拔牙行为的重要依据。因为齿槽的闭合通常是发生在牙齿脱落后三个月左右，所以这些人应该在生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保持着这种“缺失上颌侧门齿”的样子。

然后是龋齿，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蛀牙。在我所统计的枚牙齿中，有32枚都是龋齿。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32枚牙齿全部都是恒牙，没有一枚乳牙，也就是没有我们儿童时期换牙换掉的牙齿。

这个和今天龋齿在儿童中的流行可谓是有天壤之别。我来之前也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在年公布的全国第四次口腔流行病学的健康调查中，小孩子5岁以下儿童乳牙的患龋率是71.9%，而高山古城人群的儿童患龋率是0。

关于恒牙呢？排除掉乳牙，以剩下的枚恒牙为基数（32枚龋齿），高山古城成人群恒牙的龋齿率是4.3%。

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认识一下，他们的龋齿率到底是高是低，我们不妨将之和中国史前同时期的其他人群做一个对比。

左下角这个标了阿拉伯数字3的五角星就是高山古城所在的位置，中间那个阿拉伯数字11是我做起始调查的另一个河南地区的青台遗址。那是一个典型的以种植小米为主的农业人口区域，他们的龋齿率是13.86%，比高山人群要高多了。通过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高山古城人群的龋齿率，是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龋齿的发生其实是和我们平时摄入碳水化合物，摄入糖类的份量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在考古学研究当中，我们一般认为农业的发展，饮食中淀粉类的增长会导致龋齿率的激增。比如说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当玉米农业进入北美东部并逐渐普及和推广之后，当地居民的龋齿率就急剧上升，而在我国古代北方的古代人群中，农业经济类型的人群，他们也是有着更高的龋齿率。

这样子看来，高山古城人群较低的龋齿率，似乎就反映了一种发展水平较低较为原始的农业生产。

但是，这些和我们之前的认识背道而驰，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我们是在高山古城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水稻、小米和家猪骨骼的，按理说他们农业发展水平应该不低，龋齿率也应该很高才是。那么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农业的增长、淀粉类主食的增长,没有导致他们口腔健康的下降呢？

进一步的对比，我就发现了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古代人群龋齿率的高低，不仅和不同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有关，其实也和他们采用的作物类型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狩猎采集人群，他们的农业水平比较低，龋齿率也是最低的。而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古代，以种植小米为主的农业人口，他们有着最高的龋齿率，可以接近30%。相比之下，生活在长江流域，包括我们高山古城人群在内的，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人群，他们的龋齿率也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状态。

所以我就猜想：会不会是因为种植水稻，食用大米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的龋齿率比较低呢？

进一步资料的收集也佐证了这一猜想，在史前东南亚地区，随着水稻在该地区的普及和推广，当地就是柬埔寨、老挝、泰国，他们这些人群的龋齿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因为之前我们所认为的农业增长，淀粉类主食的增长，会导致龋齿率上升。主要是这个假说是基于对小米农业以及玉米农业人群的研究，而我们在高山古城的发现，以及东南亚一系列史前遗址的证据都表明：可能食用水稻、大米并不会导致人类口腔健康的下降。

当然，高山古城人群较低的龋齿率，除了他们食用了水稻有较低的龋齿性的可能性，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不同的作物加工方式和食用方式。比如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古代的高山人是否对水稻进行了完全的脱粒，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烹饪这些大米，从而导致不同程度淀粉的糊化，这个对龋齿率的高低也有影响。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在史前时期，高山人群还是采用了一种相对原始、相对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和饮食结构。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一些野生的植物和动物，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可能性。

当然上述种种可能，甚至也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是基于现有的考古学资料得出的，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来予以支持和补充。

通过高山古城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仅仅是一枚小小的牙齿，也可以包含无限的可能。也正是通过对古代遗址中出土的这些遗存，不管是一枚牙齿也好、一块骨头也好，甚至是一块小小的陶片，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了解我们祖先的故事，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基因，了解他们的基因选择怎样影响和塑造今天的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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